行走城事｜这些上海著名公园曾是兵营、墓地和靶场近日，第一财经1会员专享活动“行走城事：公园的变迁”沙龙在上海大隐精舍举办。沙龙从历史、艺术、建筑的角度，介绍了上海公园的历史，探讨公园在城市更新中的变化，提出公园在城市公共生活中的可能性。
上海城建档案馆馆员曹伟以“殊途同归：走进上海公园丰富的历史源头”为题，介绍了上海公园的几类源头。上海最早的一批公园，只有一部分是在建设时就定为公园，其他很多公园是从各类其他场所改造而来，包括兵营、公墓等。
在长期研究城市历史风貌的过程中，曹伟注意到，上海的公园，特别是一些改革开放之前就存在的老公园，历史渊源五花八门，很多是从各种各样的机构或空间转变而来的。
外滩黄浦江和苏州河交汇处的黄浦公园，1868年建成时，叫公家花园（Public Garden）。在老照片上可以看到，当时黄浦公园里有一座音乐亭，前后有过三代更替。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抗战之前，它都是上海举办露天音乐会的重要场所。
在上海近代史中，公家花园是新建公园的代表。当时的公共租界工部局、法租界公董局先后规划建设了一些公园，比如乍浦路昆山路口的昆山公园、下海庙附近的霍山公园，法租界则有衡山路宛平路口的衡山公园，建成时叫贝当公园。
曹伟认为，这些近代专门规划建造的公园有几个特点：一是面积比较小，比如昆山公园不到3000平方米，还没有半个足球场大；二是这些公园最初基本上都不对华人开放，这样的情况持续至1920年代末期。
1890年，工部局迫于压力，在乍浦路桥和四川北路桥之间的苏州河沿岸建造了华人公园。这个公园非常小，差不多是在现在被称为“苏州河樱花谷”的位置。前不久，这里还办过旧书市集。
近代上海大多数公园是从私人别墅或机构附属院落演变而来的。中山公园和北面的圣约翰大学（今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）最早都是19世纪著名地产商霍格兄弟（Hogg）拥有的地皮。霍格兄弟在这里建造了自己的别墅“兆丰花园”。1910年代，工部局买下兆丰花园，1914年作为公园开放。改名为中山公园，是1940年代上海当局收回租界之后的事。
曹伟介绍，和中山公园类似，由私人别墅等场所改造而来的公园，在上海中心城区还有多处。比如，桂林公园原为黄金荣的私家花园，复兴岛公园是原浚浦局（中交上航局的前身）高级职员俱乐部，这两处都是在1950年代之后变成了公园。复兴岛公园里的“白庐”是历史保护建筑，近年改造为党群服务站，向游客开放。
在郊区新城，这类公园也有不少。比如青浦的曲水园，原为青浦城隍庙的附属园林，1911年作为公园开放。嘉定的汇龙潭在1928年由嘉定县政府改为公园。松江的醉白池、金山的张堰公园（曾为钱家花园），都是在1950年代作为公园对外开放的。
曹伟提到，由军事、体育相关场地改建的公园，在上海也比较多，且历史脉络丰富。鲁迅公园俗称“虹口公园”，最初是工部局的打靶场，1909年作为公园对外国人开放。在1930年江湾体育场落成之前，近代上海的很多重要体育赛事都在虹口公园举办，包括1915年第二届和1921年第五届远东运动会。虹口公园东北角的游泳池，是上海开放较早的一处泳池，至今仍在使用。鲁迅公园的体育色彩延续至今，其北侧的虹口足球场也是一代上海球迷心中的体育圣地。
复兴公园也是现在很受市民欢迎的公园。1900年，法租界公董局买下了这块土地。公董局原意是租借给法队，作为兵营使用，但1908年由于种种原因改变计划，决定改成公园。1909年，顾家宅公园开放，顾家宅是这块地方的原名。抗战胜利之后，改称复兴公园。
和平公园也属此类，日本人曾在这里造库。曹伟记得小时候去和平公园时，还能看到几座小山，老人告诉他，这里很早以前是日本人藏的地方。
也有从其他功能的绿地转换而来的公园，最典型的是人民公园和上海动物园。人民公园以前是跑马厅，周围有一圈跑道，跑马场中间这块区域原来也有其他功能，如游泳池、足球场等。1949年，跑马厅被人民政府收回，一半变成现在的人民公园。在早期照片中可以看到，靠近南京西路这一侧，公园里当时还有河道。
上海动物园早期曾是虹桥高尔夫球场，1949年之后成为西郊公园，1980年改名为上海动物园。曹伟提到，上海动物园里有几棵很大的树，可能是高尔夫球场时期就存在的。还有一些公园，比如共青森林公园和东安公园，是从苗圃演变而来的。
从墓地变成公园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，曹伟指出，这种做法颇有上海特色，不少公园就是这么来的，有的原为公墓，有的曾是私家墓园。静安公园的前身静安寺公墓，曾是公共租界重要的公墓，雷士德工学院的捐赠人雷士德去世之后，就葬在这里。淮海公园在1860年代曾是法租界八仙桥公墓，1950年代之后改为公园开放。
曹伟提到，他小时候经常去的杨浦区惠民公园，曾经叫作儿童公园，原为犹太人公墓。此外，虹桥路番禺路口的番禺绿地曾是虹桥公墓的所在地，它是上海近代非常大的一处公墓。东方明珠所在的地方，以前是浦东公园，曾为海员公墓或称外国水手公墓。
私家园林墓地转型为公园的，最典型的是徐光启墓所在的光启公园。襄阳公园原为颜料巨商薛葆成家族的墓园，法租界公董局1930年代末买下了这块地。曹伟称，由于时局变化，法租界公董局新大楼的设计方案做好了，却未能建成，最终该地块辟为公园开放。漕溪公园则是从纱布商曹钟煌家族的墓地转变而来，也称曹家花园。
作为城市活动场所，公园的历史体现出多重的文化影响。曹伟说，公园的演变是社会、人文、、经济等复杂因素的缩影。上海1843年开埠，1845年建立租界，二十多年后才出现公园。他认为b体育，开埠之初外国人在上海对未来发展趋势展望不明，短期逐利后离开的想法居多，但是经历了二十年的发展之后，这些人逐渐发现上海是可以长久待下去的地方，外侨群体的人数也增多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外国人开始考虑建设公园。
曹伟分析，法租界公董局1900年买顾家宅的土地，想造兵营保护在上海利益、增加驻军数量的目的。当时，义和团运动震动全国，法国参与了八国联军，对在上海的驻军需要有自己的打算。随着形势的变化，兵营改公园，是法国在华判断发生变化的体现。
外国人建设的公园，早期都不对华人开放，线年。随着近代上海民族主义高涨，以及当时中国国力的提升，公园对华人开放成为趋势。
上海之前还有一些已经消失的公园，曹伟认为是值得关注的。比如曾经设在现在复旦大学南区的中山植物园，建立于1940年代末，由复旦大学和上海市工务局联合兴办的农学院所有，因1952年院系大调整，复旦大学农学院兵分为两部分分别迁往沈阳和合肥，中山植物园无法继续维持。
曹伟提到，上海有几百个公园，除了景观规模的大小，历史渊源的差异也值得注意。有一些公园可能建立时间不长，可能只是来自农村土地或村落，但也有很多可以讲的故事，不应忽略。